传统上对心理健康的理解不是生物水平的就是临床方向的，20世纪的状况一直如此。但最近，面对越来越复杂的问题，以及神经科学与遗传学发现在实际应用方面的局限性，临床工作者与实验室中的研究人员都日益感到需要拓展各自的视野，让其他领域的知识助力自己的工作。为此薇薇安·格林挑选出这一交叉领域的*文章，既涵盖了对发展科学*有兴趣的人士*重要的心理动力研究成果，也呈现了*鲜活的临床工作。每一章都是最高水平的体现，同时也保持了与实践工作者的*相关性。本书可以成为对发展领域的心理病理学感兴趣的读者的枕边必备书！

——彼得·福纳吉（Peter Fonagy）

英国伦敦大学学院临床、教育与健康心理学系研究与发展部主任

英国安娜·弗洛伊德中心首席执行官

这本书由薇薇安·格林主编，由多位该领域的著名学者参与不同章节的编写，从多角度揭示了情绪发展的过程。这涉及生物学基础，也涉及后天的养育，即我们现在非常强调的依恋关系。从临床早期养育的一些破坏性的关系中，比如童年虐待，我们不仅可以看到心理社会的影响，也可以看到神经生物学的影响。我一直秉持的观念是：和*依恋者的关系是起决定性作用的，但本书提出，人际间整体环境的影响以及个体的主观解释是非常重要的，这对我的理念也是一个冲击。作为临床工作者，我认为本书有助于我们理解儿童的心理发展过程，理解病理的过程，同时也希望能够运用这些理论做好预防工作，更好地养育孩子，减少其心理疾病的发生！

——易春丽

北京大学心理与认知科学学院教师

临床与咨询心理学专业机构与专业人员注册系统的首批注册心理督导师

本书是国家精神分析引智示范单位和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定医院国际科技合作基地对心智化领域的又一贡献。目前，越来越多的学者关注心智化领域的理论和相关研究，本书基于关系的个体情绪发展观，将为在国内尚属起步阶段的心智化理论研究和临床实践工作提供重要的指导与借鉴，相信每位对心智化领域感兴趣的读者都能从本书中收获启发与思考。

——马辛

中国心理卫生协会理事长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定医院首席专家

中央保健局会诊专家

将研究人类大脑的神经科学与研究人类心智活动的精神分析相结合，一直是弗洛伊德的梦想，当今神经科学的迅猛发展让梦想照进现实。本书延续了弗洛伊德以来精神分析内部勇于探索和发展的传统，试图构建一个更为全面的人类心智认知框架，值得一读！

——仇剑崟

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心理咨询与治疗部主任

上海市心理卫生学会理事长

中国心理卫生协会精神分析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今天我们所见到的心智化理论，已经跨越了在二元关系层面对依恋关系与早期养育过程的描绘，本书就是其中的代表作之一，它将经典精神分析框架延展到神经科学领域，将高度抽象的表征模式与丰富细腻的临床实践进行充分的整合和联结，带领我们从主体经验和客观现实的融合视角感受精神分析与生命科学交融碰撞所迸发出的流光溢彩。如果你希望了解解精神分析发展的最新领域与方向，这是一本不容错过的经典之作！

——王倩

国际精神分析协会精神分析师

国际精神分析协会中国委员会顾问

中国心理卫生协会理事

中国心理卫生协会精神分析专委会常委

主编简介

薇薇安·格林（Viviane Green）

英国伦敦大学伯克贝克学院儿童青少年精神动力学心理治疗硕士课程主任；英国儿童精神分析协会培训委员会副主席；英国伦敦安娜·弗洛伊德中心前培训部主任；英国伦敦安娜·弗洛伊德中心及英国心理治疗学会儿童心理治疗培训督导师。

主译者简介

王觅

北京大学临床心理学博士，澳门大学心理辅导中心高级心理辅导主任，事务主管；中国心理学会注册督导师。

曾林

中国心理学会临床与咨询心理学专业人员，注册系统注册心理师，担任“中英精神分析取向儿童青少年心理治疗学院制连续培训项目”、“欧洲精神分析联盟基本精神分析概念研讨项目”的翻译工作。

审校者简介

王倩

国际精神分析协会精神分析师、直接会员，国际精神分析协会中国委员会顾问，中国心理卫生协会理事，《精神分析与心理治疗在中国》杂志副主编，中国心理卫生协会精神分析专委会常委，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定医院国合基地主任。

情绪发展：生物学与临床视角的整合

薇薇安·格林（Viviane Green ）

情绪生活，原本是精神分析的掌上明珠，近年来却让正统科学青眼有加。本书的核心目标就是希望集当代精神分析、依恋理论、神经心理学以及心理生物学视角于一堂。相信这些学科会对那些关注情绪发展的人们助益颇多，无论他们是出于专业需求，还是纯属个人爱好。在多种多样的过程交汇之中，情感才能发展起来，因而从多重视角来理解情绪发展似乎再合适不过了。在本书第一部分里，我们将通过不同的透镜仔细观察情感生活之发展，每一个镜头都突显出人类心理发展和心智功能的某一特定侧面。在第二部分里，我们则侧重于精神层面，即个体的主观经验在治疗关系领域内所呈现出来的独特体验。

整合生物学与临床视角：问题与可能

当然，生物科学与精神分析之间的关系可谓源远流长。弗洛伊德从一开始就对精神分析（心灵生活）与神经病学（生物科学）之间的潜在关系抱有极大的兴趣。多年之后的今天，尽管我们拥有更多资源来理解这些关系的实质，却尚不清楚如何才能整合本质上如此不同的思维模式、学科以及传统。

Whittle（1999）指出，主观性（在精神分析领域内）与科学构建了两个完全不同的世界，它们各有各的文化、方法和思考方式。他接着写到，在这两个平行宇宙之间，横亘着令人瞠目结舌的认识论和方法论上的鸿沟。也许的确如此，但这并不意味着一个领域的新发现就不能给另外一个领域带来灵感。某种角度而言，本书就是在尝试告诉我们这条鸿沟也许既没那么深不可测，也没那么不可逾越。至少很多临床工作者正在眺望着对岸，而对岸的科学家也同样在注视着我们。第一部分的所有作者跨越了不同的领域，从而揭示了任何单一方法论都无法独自解释人类心智的无限复杂性。

Whittle的有力论述并未贬损精神分析的宇宙，因为他还主张就个体的主观性而言，精神分析比实验心理学更能展现人类本性，也以更为人本的方式直抒胸臆。

Westen和Gabbard回应上述观点,论证这一认知神经科学与精神分析的整合时说道：

我们在精神分析的语境中引进诸如内隐记忆、程序记忆这样的最新认知概念时，如果不整合近数十年的临床思考和观察,审慎考虑其与精神分析思想的离合之处，那我们就是在自毁长城。整合意味着双向的交互影响……认知神经科学的模型应从精神分析的理论和数据中获取支持，反之亦然。

（Westen & Gabbard，2002：59）

Panksepp本着大道趋同的精神，认为整合的时机已然成熟，他写道：

情感与认知神经科学家正处于将有形的神经实体与各种抽象的心理学和精神分析概念连接起来的时刻。当然我们认为，精神分析的理论和术语放入神经科学的“炼丹炉”中是需要修正和微调的。同样，功能性神经科学在精神分析思想的帮助下贴近现实生活，也能变得更加完善。

（Panksepp，1999）

这为生物学惊艳于精神分析的某些发现打开了大门，也挑战了主流科学，使其意识到情感状态也许反映了复杂动机和行为的长期原因，而不仅仅是“附带现象上的废料”。Panksepp进而又挑战了精神分析，必须要“科学地阐明生活经验的一贯模式。”

鸿沟正在消弭，至少整合的工作被提上了日程。而当前议题是找到正确的方法，以不伤害一个学科的完整性的方式来完成整合工作。精神分析在理论和实践两方面都关注人类是如何有意识和无意识地以包括内部冲突、妥协和适应等方式来体验、表征和塑造内在生活的。尽管精神分析提出了很多假设，却未能验证这些假设，因而无法称之为一种科学方法。而科学是不关注主观体验、复杂的情感和动机等问题的。精神分析所面临的挑战是如何依据当今的神经科学知识继续修正其超心理学的理论，同时保持丰富的临床传统。对于精神分析而言，整合不是简单地将一种论述方式转化为另一种，正如Westen和Gabbard所警示的：

一个同样令人陶醉的诱惑……需要避免，即认为丰富的临床理论可以被对神经通路的描绘所取代，这些神经通路可以调节这些理论所描述的一些过程。

（Westen & Gabbard，2002：59）

生物学和临床方法的整合趋势也并非形势一片大好，我们无法发明一种无缝衔接；因为显而易见，临床和生物学方法是从完全不同的层面上处理和“谈论”情感生活的。尽管如此，我们仍将努力整合这些相关而又不同的领域，同时也意识到将两者完全整合既不是没有问题，也不是完全可能。这一点反映在了本书的结构上，全书分成两部分。第一部分的大多数章节主要聚焦于神经科学和依恋理论—为了方便起见这一部分被称为生物学方法。这一部分的某些章节更为准确的叫法应该是心理生物学或神经心理学。起源于动物行为学的依恋理论更确切地说应属于社会生物学范畴。然而这种更为精准的分类似乎并不那么直截了当，我们倾向于更为概括地区分不同框架：有些属于宽泛的生物学传统，有些则属于临床传统。

精神生活和生物功能（心智和大脑）不能合二为一，因此本书将二者分开也情有可原。在两部分的某些章节中，器质层面和心灵层面都有谈及。个体的心灵生活—自体和客体表征、心理结构、潜在的幻想内容、赋予意义的方式—显然源自器质功能，但绝不仅是如此。心灵生活是每一个体所独有的创造。从生物层面转移到心灵层面同样问题多多。在两部分的特定章节中，既维持了首要的临床或依恋/生物的焦点，同时又传达了不同层面如何相互贯穿的内容。

临床头脑中的生物学视角

“发展”这一术语好像意味着一元的、单向的展开过程。这一名词的简单性掩盖了错综复杂的、多方面的、纠缠的、相互交织的过程。从单一角度看问题令人想起盲人摸象的故事：第一个人摸到大块躯干，另一个人摸到长鼻子，第三个人摸到大耳朵；然而每一个人都相信自己摸到的那个部分就是整个动物。当然不存在某一个确定的发展“故事”，而是多个故事并存。每个故事都从自身领域出发，提出独特的见解、讨论个体情绪发展的议题，在完全不同的层面加以解释。尽管如此，在某些精神动力假设与我们已知的、本质上是用进废退的大脑和情绪发展之间存在着某种天然的整合。精神动力观点认为，情绪发展是许许多多不同的、相互交织的过程协同作用的结果。个体的内部图景是由时刻发展变化着的、外部力量与内部力量之间动态的相互作用所绘就。内部的情感图景在很大程度上由早期照料关系提供、促进或者阻碍的体验发展而来，正是这些体验激活或阻滞了心灵的结构和过程，引发了个体在意识与无意识层面的自我表征与客体表征。

本书的第一部分以宽泛的心理生物视角探讨了驱动和支持发展的种种力量。在这一部分里，我们从“外部”，或者说从次级层面去理解发展是如何在早期关系的脉络中被影响、优化或损害的。生物学的视角赋予大脑以心智的基础（同时并不将心智缩减为大脑），能够展现心智的原理和工作机制，让我们得以从另一个角度去思考和理解当下发生了什么。一种无处不在、近乎迷信的恐惧感在于，以这样透明而又器质性的方式看待我们自己，助长了机械论的观点，榨干了生而为人的神秘感，玷污了将我们视为自身体验的创造者，并赋予其意义的重要性。然而，“理解心智的原理并不等于说我们必须以机械的方式去理解心智”（Westen & Gabbard，2002：60）。正如Regina Pally在《心智—大脑关系》（The Mind-Brain Relationship）一书的引言中指出的：

精神生活是源自神经元回路的生物事件这一观点，是神经科学中占统治地位的信条，因此必须视之为理解建立于其上的实证研究的出发点。对那些批评我们的整合尝试为“还原主义”的人，我要说明的是，我们的重点在于精神现象源自生物活动，而不是将精神等同于生物性。

（Pally，2000：2）

第一部分中的所有章节都致力于弄清孕育在个体与照料者之间的动态过程中的发展方式，可以明确的是，这是一系列相互依存的过程，借助于足够好的发育所依托的器质基础和心理基础，并取决于个体浸淫其中的环境。发展不再被过分简单地看作是天性和/或教养的产物，天性/教养之争本身已被重新定义了。考虑到我们的大脑发育依赖于体验，因而这并非一边是生物/大脑/基因，而另一边是环境/体验的问题。早期的情感关系在本质上塑造了发育中的大脑。我们以复杂的动态方式在关系的母体中发展着。儿童心理治疗（及其他专业领域）久已公认早期关系对日后发展的塑造性影响，“孩子是男人的父亲”。现在从神经科学的角度我们知道，小婴儿发育中的大脑经历了对于前额皮质回路的发育极为关键的敏感期，特定的大脑发育是否会发生，取决于对情感发展影响甚巨的早期照料经验的实质。

当今时代，我们能够更好地了解这一切得以发生的特殊形式，进一步弄清了自体感的生理脑区及其经由早期经验刻画而来的途径。具体而言，诸如脑电图、扫描、成像和绘图技术等现代科技已使我们获得大脑发育的翔实“画面”成为可能。对比那些在足够好的条件下被养育的人，以及那些早年经历虐待、剥夺和创伤的人，其早期大脑发育是完全不同的。

Schore反复强调，婴儿与照料者的情感关系是大脑赖以发育的环境，而大脑发育是对环境的适应，心灵生活植根于个体经验。他描绘了神经突触的编码发生在最初情感关系的媒介中的方式，如Seigal所说：

正是人与人的连接塑造了神经突触的连接，从而出现了心智。

（Seigal，1999）

在第一章里，Schore也概述了长期暴露在持续的应激性照料关系之下，婴儿为适应环境所付出的心理生物及情感代价。

在第二章里，Solms和Turnbull从神经精神分析的角度概述了记忆系统是如何发展、工作，以及记忆是如何贮藏的当代观点。同样地，他们不仅视大脑为一种生物器官，更是一种依赖于使用的器官。

Solms和Turnbull也论及了创伤体验影响记忆系统的发展时间表，包括早期关系体验是如何作为关系之隐含“规则”的编码贮藏在程序记忆中的。他们所著的章节让人意识到记忆系统使我们记住、存储和“遗忘”事件的复杂性，并在生物层面上描绘了这些记忆系统如何具有不同的性质与基础。这是一张心智地图，“某一精神事件可以是：陈述性的和外显的；陈述性的和内隐的；程序性的和外显的；或者程序性的和内隐的”（Westen & Gabbard，2002：80）。 Turnbull和Solms的第二章记述了与临床工作者直接相关的领域，在两方面揭示出更多细节：怎样以及为什么有些记忆在意识范围内，而有些则落到无意识中。这帮助临床工作者理解为什么有些体验是意识层面的、能诉诸语言的，有些则以其他沉默而又强烈的方式传达出来，但与此同时仍在患者的意识之外。此外，神经发育时间表帮助我们理解为什么某些体验是永远无法直接触碰的。情感与记忆的连接也很重要，Westen和Gabbard （2002：88）认为，心理防御机制可视作自我调节情感的无意识内隐程序，特别是在自尊受到威胁的情况下。

在所有章节中，对关系的需要与找寻都被看作基本的动机，那么从这种需要中生发出来的东西极大地依赖于照料者与婴儿之间关系的质量如何。有关动机的问题非常复杂，也不是本书想要讨论的范畴，但是本书的每位作者都持有更为复杂的观点，而非仅仅停留在简单的进化式还原论之上，即人类天生为了生存目的而寻求依恋。尽管这可能是艰难求生的必要条件，但我们在情感层面的生存和幸福需要更多条件，而不只是这些必备的东西。例如Panksepp的工作，对情感的研究指出我们天生进化出了体验不同情感的能力，包括惊奇、兴趣、恐惧、愤怒、快乐、忧伤、厌恶、痛苦和羞耻。情感被理解为服务于适应的一组复杂的动态过程的一部分。一种将心智视为既离散又交叉的多模块系统模型兼具了理论与临床的重要性，特别强调一两个系统而贬低其他系统的做法就是无视当代知识水平，以有限的可能性断言心理结构的狭隘视角。这种多模块的视角带来了基于生物学的更广泛、更丰富的理解，为我们的潜在动机和心理结构提供了更为宽泛的解释。

第一部分中的两章全部或部分地来源于依恋理论。正如Steele指出的，依恋理论雄辩地揭示了人类对安全基地的需要。它假设我们对温暖、安全的关系的内驱力是一种基本的动机。幸福首先依赖于对安全联结的维持。Steele这一章也展示了不太安全、或完全不安全依恋的个体，在寻求安全而未被照料者明确回应时所采取的不同“策略”。依恋理论将儿童和照料者可见的互动模式与转化为内部表征世界的转变联系了起来。之后我们的表征世界将左右我们接近和体验未来的关系。作为平衡，Steele也强调了新的关系体验亦能形成新的表征，在表征世界不过分“固化”的情况之下。

Fonagy的一系列论述对依恋提出了不同的观点，吸收并承认基因遗传和寻求依恋是发展的双重推进剂。他尤其主张基因遗传是在依恋关系的调控之下的。正如其他人（Rose，1997）所论证的那样，强调基因在发展的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并不意味着一生的发展早已被DNA写就，只待以希腊悲剧的方式无以改变地展现开来。Fonagy指出了将复杂的人类行为归于单一基因的错误认知，他认为基因表达（遗传潜能可能或不可能被激发）也有环境决定的部分。我们遗传发展的命运在基因—环境交互作用中亦被我们的经历塑造着。这里的环境特指依恋关系。在诸多因素中预示发展结果的特征并不是依恋安全感本身，而是带来安全感的人际环境的特征。其核心理念是我们天生拥有生物进化的优势性潜能，有能力对人际关系进行解读：即“阅读”和理解别人和我们自身心理状态的能力。当这种能力被削弱或严重扭曲时就会出现人际关系的困难。而治疗关系可以部分地看作是心智化和反思能够开始发展的媒介。

生物视角对临床理解的帮助在哪里？临床工作者看到本书第一部分可能会高兴地松了口气，因为它扩展了我们在临床工作中早已熟知的理念：早期关系在塑造情绪发展的进程中发挥着关键性的影响。

第一部分给临床工作中遇到的现象带来了启发。对主体的治疗性理解以及如何接近它，最初集中于体验的即时性。对反思的分析使一种特殊的情感交流的加工方式成为可能。带着生物学的视角也可以启发“第三空间”，即一种现实原则，这样我们就可以离开主体间体验的王国，而利用间接经验进行反思。这使我们意识到发展为生物学所局限的种种方面，它为我们描绘和指出了什么发生在成长的不同阶段上，更好地成长需要什么，缺陷性的成长结果又是什么。它提供了有机体的时间表，这个时间表左右着大脑的发育和我们的情感能力得以展开的生物基质。

特别与临床工作者相关的一点是，生物学视角在可能性和可行性范围内能够帮助我们锚定治疗期待。广义而言，大脑的回路和沟通系统不仅异常复杂，而且在对环境的回应中持续变化。正如Steve Hyman在他的《敏感性与二次打击》（Susceptibility and Second Hits）中所说：

大脑很多部位的神经元不像我们之前认为的那样，只在儿童青少年期发生结构改变，这种改变会持续终生，科学家对这一新近的发现激动不已。无论在什么年龄段，新的体验都能引发大脑突触的物理性改变—这一特征被称为可塑性。那些将人脑比作计算机的人是在诋毁大脑，因为没有哪个计算机装备了一支小人科技部队，可以爬上爬下，对每一个环境刺激都做出回应来重新组装这台机器。

（Hyman，1999）

正因为大脑被体验所塑造，并且持续地被塑造着（尽管不是以和婴儿期相同的方式），治疗关系才能诱发来访者的体验，激活迄今未被意识到的、凝固了的或被深深埋藏起来的心理过程。这一议题在Steele这一章中也有所回应，他指出尽管依恋模式对改变长期加以阻抗，但与此同时，也存在终生可以被激活的那部分复原力。

......

（曾林　译）

前言　情绪发展：生物学与临床视角的整合

第一部分

第一章　人类的无意识：右脑的发育及其在早期情绪生活中的作用

第二章　记忆、遗忘和直觉：神经—精神分析的视角

第三章　依恋、实际经历和心理表征

第四章　人际理解机制：交汇于发展中的遗传与依恋理论

第二部分

第五章　与父母和婴儿的心理治疗工作

第六章　幻想作为创伤体验的心理组织者

第七章　反移情、性虐待以及作为一个新的发展性客体的治疗师

第八章　里奥：一例选择性缄默男孩的分析性治疗

第九章　青少年：发展与治疗

第十章　一例成人分析中的发展性思考

第 一 章

人类的无意识：右脑的发育及其

在早期情绪生活中的作用

艾伦·绍尔（Allan N. Schore）

近几年来，越来越多的心理学和生物学领域不约而同地关注情绪过程在人类发展中的核心作用。的确，这些跨学科的研究正在揭示发展过程本身的一些基本心理生物机制。依托依恋理论，当代发展心理学正聚焦于人生最初几年的适应性社会情绪功能的早期发生学。“交互性”是我们对发展的最新理解，它意味着日益成熟的有机体与不断变化的环境之间的持续对话。这种对话植根于母婴关系，而母婴互动中被交换的东西就叫作情感。这一高效的情感交换系统是完全“非言语”的，并将持续一生，在日后亲密关系的情感交流中以直觉的体验呈现出来。离开这一情感互动关系就无法理解人类发展。的确，现在看来，体验、交流和调节情绪的能力的发展可能是人类婴儿的核心任务。

与此同时，发展神经生物学正在探寻与社会情感信息的加工过程相关的大脑结构。的确，我们认为“对发展的最好描述可能是精心地观赏大脑本身的自组织运行”（Cicchetti & Tucker，1994：544）。大脑是自组织系统，对此我们有广泛的共识；但是对于“发育中的大脑的自组织是发生在与另一个自我、另一个大脑的关系脉络中”（Schore，1996：60）这一事实，我们就没有那么重视了。这是婴儿发育中的大脑与社会环境之间的关系，并被情感交流和心理生物相互作用所调节。实际上当今的神经生物学指的是“对人类大脑的社会建构”。

整合心理学与生物学视角的新模式将大脑系统的组织看作是以下交互作用的产物：（1）基因编码的程序，以形成结构与结构之间的连接；（2）环境的影响（Fox et al., 1994）。社会环境的影响会印刻在早期大脑生长突增期成熟的生物结构之中，因而拥有持续的心理效果。人类大脑的生长突增过程始于妊娠期的最后3个月，至少有5/6发生在出生后，并一直持续到18—24个月（Dobbing & Sands，1973）。

此外，大脑皮层DNA的复制在出生后的一年中增长迅猛，互动的体验直接影响着控制大脑发育的遗传系统（见Schore，1994，2001 a，b）。现在我们知道，神经元结构的遗传特异性并不足以支撑起神经系统的全部功能，不断变化着的社会环境也强有力地影响着大脑结构。这一概念完美地契合了安娜·弗洛伊德（1965）提出的概念，即心理结构是两方面连续互动的结果，一方面是婴儿生物遗传所决定的发育成熟的顺序，另一方面则是体验与环境的影响。

因而，最新的模型是这样的：发展就是对遗传潜能的体验式塑造，遗传密码的“先天”结构系统需要特定形式的环境来启动。正如Cicchetti和Tucker所言：

传统的假设是环境仅仅决定了发展的一小部分心理现象，诸如记忆和习?等，而大脑解剖学意义上的成熟有赖于固有的个体发生学上的进程。但是现在我们已经认识到，环境体验对于大脑组织的分化本身是至关重要的，先天的可能性只有在后天的帮助下才能得以实现。

（Cicchetti & Tucker，1994：538）

Sander提出了一个关键问题：“婴儿大脑的遗传潜能在多大程度上通过婴儿对其特殊养育环境的体验和活动有所增大或者优化？”（Sander，2000：8）更有人认为：“在一定程度上，正常的发展过程中，婴儿神经系统的成熟与照料者的母性灌注之间的交互影响可以形成生物学意义上有所区别的大脑。”（Connelly & Prechtl，1981：212）这种关键性的“母性灌注”在与婴儿一同创造出来的依恋关系中，通过母亲的情感调节功能传达出来。孩子依恋发展的结果因此就成为儿童遗传编码的生物学（气质性）倾向与特定照料者的情感关系环境共同的产物。

的确，神经生物学现已证实了婴儿大脑就是“被设计成由它所处的环境塑造”的（Thomas et al., 1997：209）。最新的情绪发展的心理神经生物学概念据此建构了早期社会情感体验如何影响生物学结构的成熟，而这反过来又如何组织了更为复杂的自发性功能。这一整合视角由“依赖于体验的”成熟这个概念传达出来。在人生的最初两年里，调节大脑组织的“依赖于体验的”系统成熟所要求的体验，是特指植根于情感调节的母婴依恋关系中的社会情感交流。

这种促进发育的环境会促成更为复杂的情感调节能力的出现，以及从外部调节到内部调节的转换。因而，“情绪最初是由他人调节的，但在早期发育的过程中，作为神经生理发育的结果，它变得越来越能够自我调节了”（Thompson，1990：371）。大量的实验和临床工作发现，情感的成熟、更复杂的交流出现代表了人类生活最初一年的核心目标，获得情感的自我调节这一关键性适应能力是人生第一年的主要发展成果。

更具体一点来说，我引用的大量神经科学的最新发现显示，情感调节的依恋体验特别会影响到右脑的早期发育调节系统中的依赖于体验的成熟（Schore，1994，1996，1997a，1998d，1999b，1999d，2000b，d，2001a，b，c，d，e，待出版a，b，c，d）。正如鲍尔比（1969）所推断的那样，这些早期的人际情感体验对边缘系统的早期组织具有重要影响，这一脑区不仅是情绪加工的特定区域，也是负责组织新的学习、对快速变化的环境的适应能力的区域（Mesulam，1998）。边缘系统扩展到非言语的右半球，而这一区域主管的是情绪当中非意识觉知的生理和认知成分的加工，并参与情感的交流（Blonder et al., 1991； Spence et al., 1996； Wexler et al., 1992）。当前我们认为“左半球调控大多数言语行为，而右半球主管更广泛的交流”（Van Lancker & Cummings，1999：95）。

右半球在出生后一年半的时间内处于生长突增期（见图1.1），直到3岁都非常显著（Chiron et al., 1997）。对婴儿的最新磁共振成像研究发现：脑容量在最初两年内快速增加，正常成人的脑外观在2岁时已经显露出来了，所有主要的纤维束在3岁时都可辨认，2岁以下的婴儿右侧脑容量大于左侧（Matsuzawa et al., 2001）。

在过去30年中，精神分析对无意识心理的科学研究（Brenner，1980），一直对右侧大脑所调节的无意识过程感兴趣，或者如Ornstein（1997）所称的“右侧心智”（Schore，1997c， 1999a，d）。新近对发展精神分析和依恋理论的实验和临床研究，都集中在人类早期生活的情感功能这一核心当中，这一部分知识已被吸收到临床精神分析中，而临床精神分析现已“锚定在发展心理学和依恋与情感生物学的科学基础上了”（Cooper，1987：83）。这一进展与“大脑的十年”平行发展，诸多情感与社会神经科学的研究，描绘了右脑单侧性的结构系统是如何调节被发展精神分析所定义的非意识社会情感功能。以上就是我所提出的模型，即依恋的体验影响右脑的成熟（Schore，2000b），以及右脑的自组织与情绪发展的神经生物学之间的联系（Schore，2000a）。

我的一系列文章均提到对人类无意识心理的早期结构发展的研究，即发展神经精神分析，将帮助我们更加深入地理解早期依恋的体验如何对人的一生中情绪发展的轨迹产生不可磨灭的影响（Schore，1994，1997b，c，1999a，d，2000a，b，d，2001a，b，c， 待出版a，b，d）。在最近的一篇神经精神分析文章中，我主张右脑实际上是弗洛伊德所谓的动力性无意识的神经生物学基础（Schore，待出版a）。有关右脑结构的发育成熟如何被依恋关系所直接影响的知识，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机会，不仅可以更加深入地理解无意识的内容，还包括其来源、动力以及结构。

当前从认知心理学到情感心理学范式的转变，从仅仅研究心理状态到心理/大脑/身体的状态，从言语的左脑之中意识的言语加工到情感的右脑之中的非意识加工，当今的这些研究趋势都与发展精神分析有关。我们现在已经明确得知：

婴儿最初的禀赋—最早期与母亲协调的互动将形成一个基础核心，它包含了所有之后功能的定向趋势。

（Weil，1985：337）

当今心理神经生物学的模型认为，无意识的核心是心理生物学意义上的情感核心（Schore，1994）。

Emde（1983）在一篇精神分析的文章中提到，原初自我最初的、核心的整合式结构是开始显露出的“情感核心”，这一概念呼应了Joseph（1992）的一篇神经科学文章，他将无意识的“儿童式核心”定位于右脑和边缘系统，它维持着自我意象，以及所有相关的、童年时期形成的情感、认知和记忆。我想说的是，我们已经知道足够多的关于人类无意识的右脑单侧性生物基础了，我们现在需要超越关于情绪发展的单一心理学理论。

因此在这一章里，我将展示当前对婴儿社会—情感发展的心理学研究综述，以及对早期发育中的右脑之成熟的神经生物学研究。我将聚焦于对人类情绪发展起关键作用的婴儿早期事件之结构—功能关系：在人生第一年当中，主要照料者与婴儿之间相互调节的情感交流，即依恋的纽带是如何组织的。这些体验在快满2岁时达到峰值，大脑右半球的调节系统发育成熟了。之后，我还将讨论更为复杂的情绪发展—右侧大脑的持续性发育成熟与一生当中不断扩展的无意识右侧心智之间的关系。

贯穿始终的是我谨记温尼科特的格言，临床的相遇永远是相互的体验：

为了使用互相之间的体验，我们必须刻骨铭记这些理论：儿童的情绪发展以及儿童与环境因素的关系。

（Winnicott，1971：3）

还有Watt最近发表在《神经精神分析》（Neuropsychoanalysis）杂志上有关“（神经）发育”本质的观点：

从很多方面而言，这都是神经科学的伟大前沿，我们的所有理论都将臣服于核苷酸试验这一强劲的迷幻剂，我猜人们将会发现很多的欠缺。显然，情感过程，特别是变幻无常的依恋是神经发展的根本驱动力（这是发展之所以能够发生的背景环境，而单单靠它自己系统是无法发展的）。

（Watt，2000： 191）

作为双向情感交流的依恋过程

从出生开始，婴儿就调动起自己日益扩展的适应能力，与社会环境展开互动。在最早的原始依恋体验中，婴儿使用的是日益成熟的运动和不断发展的感觉能力，特别是嗅觉、味觉和触觉。但到2个月大的时候，其社会和情感能力出现了一次飞跃。现在，功能性核磁共振成像（fMRI）研究显示，婴儿大脑正常发育的里程碑出现在8周左右（Yamada et al., 2000）。这时新陈代谢的快速变化出现在婴儿的原始视觉皮层区，反映出枕叶皮层的突触连接被视觉体验所修改的关键期开始了。母亲的面孔是发育中的婴儿视觉—情感信息的最初来源。

正是在这一时刻，发生在人类游戏最原始体验中的面对面互动首次出现了，这种互动：

出现在大约2个月大的时候，这是高度唤醒的、饱含情感的、短暂的人际交流，将婴儿暴露在高水平的认知和社会信息之中。为了调节这种正向的高度唤醒，母亲和婴儿会在滞后的刹那使他们的情感行为的强度达到同步。

（Feldman et al., 1999：223）

这些“情感同步”的二人体验出现在正向的社会游戏的第一次表达中，被Trevarthen（1993）称为“原初的主体间性”，在这个时候，其模式是婴儿启动—母亲跟随的顺序。这种高度组织的、视听觉信号的对话是以毫秒级的速度传递的，并由游戏的每一方的注意状态和非注意状态的循环往复所组成。在这个沟通的矩阵中，双方会同步匹配他们的状态，然后同时调整他们的社会注意和刺激，并被对方的回应所加速唤醒（见图1.2）。

在情感同步的时间段里，父母投入于直觉的、非意识的、面部的、声音的及姿势的前语言交流当中：

这些体验给小婴儿提供了大量的瞬间—常常是大约每分钟20次的父母—婴儿互动—此时的父母让自己随之反应、容易预测，并可被婴儿操控。

（Papousek et al., 1991： 110）

在这种“互相协调的选择性提示”的同步情境中，婴儿学习如何发出特定的社会性提示，妈妈就会做出回应，由此展现了“他人对自我回应的参与感，并伴随着自我对他人的理解”（Bergman， 1999：96）。这是关键性的行为，因为它提供了非常基本的机会来练习生物节律的人际协同。按照Lester、Hoffman和Brazelton的说法“同步的发展是每一方学习对方的节奏之结构、并调整自己的行为来配合这种结构的结果”（Lester et al., 1985：24）

由于妈妈对婴儿情感状态之动态变化的心理生物同调，是以自发的非言语行为传达出来的，所以她的互动调节功能在每时每刻的表达也是发生在意识水平之下的。这种微调还在继续，紧随强烈欢乐的开口大笑这一“情感增强的时刻”，婴儿转移了视线，以便调节这个强烈情绪潜在的、缺乏组织的结果（见图1.3）。为了保持积极的情绪，妈妈直觉地得到了暗示，稍微向后退了一些来减弱刺激。紧随“在一起的时刻”之后，双方都脱离了彼此（D图），这提供了“开放的空间”，使得双方可以在一起，也可以在对方面前独自一人。这使得婴儿刚刚开始的自主调节能力得以组织起来。

在这个情感同步的相互调节过程中，视情况而决定自身反应的妈妈，越能够在社会互动的时刻依照婴儿来调节自己的行为水平，她就越能够在彼此脱离的时刻让婴儿安静地恢复；妈妈越能够注意到孩子再次启动的暗示、并再次加入进来，他们的互动就越能够同步。因此，同步的照料者通过调整模式、数量、灵活性、根据婴儿的实际整合能力来提供刺激启动和停止的时间点，这一切都在帮助婴儿进行信息加工。这些相互协调同步的互动对于婴儿健康的情绪发展是非常重要的。

主体间性共振，情感同步以及互动修复

进一步来说，在视觉、听觉及姿势共同参与下的面对面同步互动之情感交流过程中，这个二人组合中的双方都会体验到一种状态的转换，他们从低唤起状态一起移动到能量增强的高唤起状态，从安静的觉察转换到积极强烈的情感状态。是怎样的二人心理生物机制在这些“相互调节的唤醒系统”中起作用呢？Sander（1991）用两个系统彼此协调一致的特性“共振”描述了母婴之间这种非常契合的互动情境。Trevarthen在描述这种母婴二人组情感交流的独特本质时，也指出了一种共振过程：

在……两个主体之间产生一致性的参数，使他们可以运用身体的表达共振或反映彼此的心智。这种动作模式可以是“被携带的”，他们的体验可以被登记和模仿，这些特点使诸如小婴儿与母亲之间发生的情感共情式的交流成为可能。

（Trevarthen，1993：126）

在物理学中，共振的性质就是和谐的震动，即一个共振系统通过对另一个共振系统的共振频率模式的匹配进行放大和增强的趋势。共振通常伴随有噪音，因此具有非线性动力学要素的特点：相对较小的输入振幅会引发惊人的反应，产生巨大的输出振幅（Schore，1997a， 2000c）。这个“较小的输入”就是母婴二人之间传递的极其轻微却具有生物学重要性的面部和躯体信号，而这个“巨大的输出”反应就是双方强烈的情感状态。共振就是指这样的状况：个体或系统接收到一个频率为（或近似个体或系统的）自然震动的震动信号，结果是放大了其自然震动。Tomkins（1984）认为情感行为就是这样一个“模拟放大器”，无论什么启动了它，它都会全程放大。

换句话说，对积极状态的放大尤其会发生在情感同步的时刻，此时外部感官刺激的频率与有机体遗传编码的内在节律相一致。这些内在节律的行为表现是由婴儿的安静觉醒状态来传达的，在这种状态下，婴儿的眼睛是睁开的，做出“阳光灿烂的表情”。这是一种最有兴趣的状态，反映出自主平衡和“调节均衡”的内在状态。为了充当婴儿状态的放大器，照料者必须首先匹配婴儿对这种状态的韵律性表达，这被Stern（1983）称为时时刻刻的分享状态，先作为他者感同身受，然后动态地投入到状态的互补当中去，以自己的独特方式回应从对方那里来的刺激。

共振式的互动模式呈现出婴儿发动—母亲跟随的顺序，这样的观察呼应了温尼科特（1971）的描述，即婴儿表现出的“自发姿态”是对萌芽中的“真实自我”的躯体—心灵表达，同步的母亲“将婴儿的自我还给了婴儿”。但《牛津字典》也将共振定义为一种被分享的感情或感觉。情感信息的传递由此在共振的情境中得到增强，共振节律的匹配现象和情感同步由此成为亲密二人组之情感状态交流最大化的基础，这是共情的心理生物支撑。

再换句话说，当同步的二人组在依恋的交互过程中共同创造了共振的情境时，每一方内在状态的行为表达都被对方调节着，这导致了一方的输出与另一方的输入之间的配对耦合，以便形成更大的反馈配置，以及对双方积极状态的放大。婴儿研究者们指出，婴儿所表现出的欢愉是对妈妈欢乐、共情的同步行为的放大效果的回应，她以多种模式的感觉放大、共振了孩子的情绪。Stern（1985）描述了母亲的一种特殊的社会行为，可以“使婴儿爆发式的进入到下一个积极兴奋的轨道中”，并激发出“富有活力的情绪”。

为了进入这种交流当中，母亲情感状态的增强和减弱必须与婴儿内在唤醒状态相类似的增强和减弱达成共振。在这种同步的依恋互动过程中，母婴二人组共同创造了“互相调节的唤醒系统”。我们知道，由于唤醒水平与新陈代谢的能量变化有关，所以调节情感的照料者也同时调节了孩子的能量状态。众所周知，能量（状态）的改变是情感的最为基本和主要的特质，当一个系统与“共振”频率合拍时，能量的传递达到最大化，两个系统变得同步了（Schore， 1997a， 2000c）。因而这种充满能量的、情感增强的时刻带来一种赋予生命的感觉，由此增加了婴儿内部组织的复杂性和一致性。

在这个非言语情绪交流系统中，母亲和婴儿共同创造了这样一种情境，使得婴儿的内部情感状态可以向外表达出来。为了最优化这种调节的情境，母亲必须评估自己的反映功能，来调节自身内部信号、区分自身情感状态，同时也要调节那些可能引发婴儿过强的唤醒值、不理想的高水平刺激。因而，婴儿体验越来越高、加速回馈的情感的萌芽能力，在此时被放大了的、由心理生物同步的母亲在外部调节着，这有赖于她的能力来启动互动的情感交流机制，既启动她自己，也启动孩子。

但是我们也知道，主要的照料者并非总能同步：发展研究显示，这个二人组合常常出现不同步的时刻—即依恋纽带的破损。尽管短时的调节异常不会带来问题，但是长期的负面状态对婴儿有害。尽管婴儿拥有一些能力来调节低强度的负面情感状态，但是这些状态的强度、频率和持续时间会逐步增加。孩子多长时间处于强烈的负面情感状态是心理病理倾向性的病因学的重要因素。父母对状态调节的积极参与，对于孩子能够从高唤醒的抗议或低唤醒的绝望这样的负面情感状态，转换到重新建立起正面情感状态至为关键，这把钥匙?是照料者对自身情感—特别是对负面情绪的监控和调节能力。

在这种重要的“打断与恢复”的调节模式（Beebe & Lachmann，1994）中，“足够好”的照料者会通过同步失调来诱发婴儿的应激反应，她会引发婴儿的负面情感状态，再重新建立自身的心理生物同步调节的时间模式。这种再次同步能够给母亲和婴儿带来安慰，因而二人共同经历了交换情感、认知和行为的应激状态。这一修复机制奠定了“互动恢复”现象的基础，照料者的参与恢复了二人的同步失调（Schore，1994，1996）。如果说依恋是对互动性同步的调节的话，那么应激（失调）就可定义为互动顺序的不同步，紧随其后的同步时刻就可让应激恢复，即再次调节。我们现在认为，负面体验之后再次体验正面情绪的过程至关重要，这可以使孩子学习到负面的东西是可容忍的、可耐受的，婴儿复原力的最好代表就是孩子和父母从正面情绪到负面情绪、再到正面情绪的转换能力。在应激状态之下的复原力是依恋能力的基本指征。

在出生后的第一年里，对互动游戏中正面情感状态以及互动恢复中的负面状态的唤醒调节，为婴儿与主要照料者之间形成的依恋纽带奠定了基础。依恋的一个重要功能就是促进同步，或在有机体的水平上调节生物行为系统，因而依恋可定义为在有机体之间调节生物同步（Wang，1997；Schore，2000a，b）。换一种说法就是，依恋是二人（互动）调节情绪（Sroufe，1996）。婴儿依恋着心理生物同步调节的主要照料者，她不仅可以让负面情绪最小化，而且可以让出现正面情绪的机会最大化。

这些数据强调了一个被很多情绪理论家忽视的基本原则：情感调节不仅仅是对负面情绪的抑制，也包括放大和强化正面情绪，这是形成更复杂的自我组织的必要条件。依恋也不仅仅指在失调的体验、负面的应激状态之后重建安全感，它也是对正面情绪的互动放大，比如在游戏状态下。被主要照料者熟悉地、可预测地调节过的情感交流，不仅制造出安全感，而且创造出充满积极的好奇心，刺激出对新奇的社会情感与物理环境进行自我探索的萌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