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还是一个年轻的治疗师时，我在日常临床工作中遇到了大量各种各样且常让我惊讶的情况。我在应对这些情况的过程中发现了个案概念化的方法。它让我在治疗中保持清晰的思维和做出好的决策。这导致了我的第一本书《实践中的认知治疗：个案概念化法》（Cognitive Therapy in Practice: A Case Formulation Approach, Persons, 1989）的出版。

在本书中，我将详细描述并扩展我的第一本书和我的关于个案概念化的其他内容。相比我的早期工作，本书最重要的进展是，我现在将个案概念化嵌入到了一个更大的临床假设检验框架中。概念化（或者更准确地说是“多种概念化”——临床医生在多个层次上发展出多样的概念化来指导对每个患者的工作）是一个假设。每次治疗会谈时，临床医生要收集数据来检验这个假设，要评估依据它制订的治疗计划的疗效。关于监测治疗进程的章节（第9章）是本书的核心部分。

在这本书中，我努力遵循循证治疗（empirically supported treatments, EST）。这是一件棘手的事。大多数循证治疗方案由一组干预措施组成，这些干预措施是为了治疗循证治疗所瞄准的障碍而开发出来的。循证治疗方案假设，正在治疗的这个患者的症状是由一定的机制引起并维持的，而这个机制与设计循证治疗方案时依据的假设机制是匹配的。该方案还假定这个患者的目标是治疗这些方案所瞄准的DSM障碍。不过，这些假设经常不正确。

在本书中，我详细描述了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案，建议临床医生研究循证治疗方案，理解循证治疗所依据的概念化假设，理解干预方案是如何从这些概念化中产生的。然后，他们可以用这个信息（不是根据循证治疗具体一步步的程序）指导他们的工作。为了完成这些任务，本书用三章篇幅详细地阐述了三类主流理论模型的原理，这些模型是大多数循证治疗的理论基础：认知模型［尤其是阿隆·贝克（Aaron Temkin Beck）的理论］、学习理论和基本情绪模型。

这里描述的认知行为治疗方法实施起来并不容易。不过，这样做是值得的。我的目标是帮助临床医生以证据为基础，保持清晰的思维，有效地开展工作应对手头的情况。

我首先感谢我的丈夫贾弗里·珀洛夫（Jeffrey M. Perloff），感谢他对我个人和专业成就的长期支持。

我非常感激我的患者，25余年来，他们是我宽宏大量的老师。他们允许我在这里呈现我们一起工作的一些例子。我对一些细节做了修改以便让人无法辨认出他们的身份。有一位特别大方而且有才华的患者提出的改进意见对监测治疗进程的那一章（第9章）有巨大帮助。

我很幸运，本科的时候能在宾夕法尼亚大学临床心理学系，以及研究生时期能在宾夕法尼亚东区精神病研究所的行为治疗病房接受卓越的训练。我的老师包括：阿隆·贝克、大卫·伯恩斯（David D. Burns）、埃德娜·福阿（Edna B. Foa）、马丁·塞利格曼（Martin E. P. Seligman）和已故的约瑟夫·沃尔普（Joseph Wolpe）。我的论文导师乔纳森·巴伦（Jonathan Baron）对我的研究和思考给予了很大的支持。

我感谢我在旧金山湾区认知治疗中心的同事，尤其是迈克尔·汤普金斯（Michael A. Tompkins）。在他们的帮助下，我的观点整合了循证治疗方案，乔安娜·戴维森（Joan Davidson）提供了坚定和持久的后盾支持。

在写这本书的几年中，坎农·托马斯（Cannon Thomas）与我有过多次令人兴奋和发人深思的讨论，这极大地激发了我的思想。凯莉·柯纳（Kelly Koerner）的巧妙咨询对我学习辩证行为治疗以解决那些棘手的临床情况而进行的明智和周到的判断起了很大帮助。她审校了学习理论的章节（第3章），以防止我犯下低级错误。安·克林（Ann Kring）通读了每一章并给出了有价值的反馈，特别是有关情绪那一章（第4章）。还有许多学生和受训者，包括贾妮·宏（Janie Hong）、朱蒂·格林德（Judy Glinder）、丽萨·塔尔博特（Lisa Talbot）和科琳·考珀思伟特（Colleen Cowperthwait），也对本书提出了有用的意见。

我的许多关于个案概念化的想法都源于我在加州大学旧金山综合医院里卡多·穆尼奥斯（Ricardo Muoz）抑郁临床中心培训时的经验。在那里我也遇到了我的学生珍妮·米兰达（Jeanne Miranda），后来的几年他成了我卓越的研究合作者。

我深受玛莎·莱恩汉（Marsha M. Linehan）的工作影响，她的个人支持和鼓励也深深影响着我。我还受到其他许多学者的重要影响，包括戴维·巴洛（David H. Barlow）、杰拉尔德·戴维森（Gerald C. Davison）、史蒂芬·海斯（Steven C. Hayes）、詹姆士·麦卡洛（James P. McCullough）、津德尔·西格尔（Zindel V. Segal）、艾拉·特卡特（Ira Turkat）和特伦斯·威尔逊（G. Terrence Wilson）。尼尔·雅各布森（Neil Jacobson）在我专业发展的许多重要细节方面给了我很多支持，我非常怀念他。

自从我的博士后研究工作开始，行为治疗促进协会（现为行为与认知治疗协会）就成了我的职业家园，它在我工作和发展中起着持续而重要的作用。许多行为与认知治疗协会的同道帮助了我，在这里我不一一枚举，我希望他们能在书中看到他们的影响。

多年来，吉尔福德（Guilford）出版社的姬蒂·莫尔（Kitty Moore）编辑一直是我的好朋友，给了我很多鼓励。发行编辑芭芭拉·沃特金斯（Barbara Watkins）对本书的三版草稿做了检查和注释，这本书正因为她的智慧和努力变得更好。吉尔福德的图书系列：个体化的循证治疗指南，就是从本书中的一些创意引出的。我感谢这系列丛书的作者们，是他们的创造性成就充实了个体化循证疗法的意义。

我感谢我的朋友波莉·布隆伯格（Polly Bloomberg）和汉娜·利文森（Hanna Levenson）的个人和专业支持，我也感谢我的婆婆米米（Mimi）和我的女儿丽莎（Lisa），感谢她们的鼓励和耐心。

推荐序

当我得知李飞医生等人在翻译杰奎琳·珀森斯（Jacqueline B. Persons）的《认知行为治疗的个案概念化》时，我非常高兴，因为从2014年开始，这本书就是我在给北京大学临床心理学研究生讲授临床心理学督导与实务课程时的必读文献。而从其他去美国学习过的临床心理学博士后的学生那里了解到，此书亦是美国临床心理学研究生课程中的基本参考书之一。

珀森斯是一位有多年认知行为治疗临床实践经验的美国临床心理学家，她在临床实践、教学及研究方面均有深厚的造诣。本书凝聚了她几十年的专业工作经验。每次我和我们的研究生一起学习不同的章节，总有某处的内容令我又受到新的启发，值得再一次回味、咀嚼和吸收。

个案概念化工作，是心理治疗与咨询过程中非常关键的一个工作环节。初学者常常易于陷入见招拆招的工作方式中。他们想通过不断地学习新技术来应对来访者的一个个具体问题，却往往与来访者一起迷失了治疗方向。如何在来访者的诸多主诉中，拨开迷雾，找到打开来访者问题心锁的钥匙，与来访者一起走出问题的泥沼？对来访者的问题或障碍进行概念化，了解其问题的起因、功能和机制，往往可以对后续的治疗工作起到“四两拨千斤”之功用。可以说，概念化在心理治疗与咨询过程中起着引领的作用，是心理治疗与咨询工作的认知地图。

本书重点围绕如何进行认知行为治疗概念化工作进行论述。其特点之一是系统性。作者首先系统地介绍了认知、行为和情绪相关的理论与模型，继而在后续的章节中非常好地运用这些模型列举不同案例进行概念化；此外，从如何与来访者进行初始访谈、建立治疗同盟，到形成对来访者问题及障碍的概念化、治疗目标、干预计划及对干预过程的监控、可能遇到的问题等，书中各章节均有详细的介绍。这些介绍，既有理论的阐述，又有研究证据的支持，对读者很有助益。

本书的特点之二是实用性。书中在介绍认知行为治疗干预的某一环节时，均列举实例，而且具体说明了某项工作是如何进行的，包括列出其工作中做出的概念化图及签署的协议、可以采用的表格等。举例来说，我的学生们在初涉咨询领域时，面对来访者说出自己的许多问题往往不知所措，如果学习此书，那么学生们最初学习到的可能就是将来访者的问题整理出一个问题清单，再在问题之间找到相互的联系，分出优先处理顺序，然后按照相关理论进行概念化工作，这样对来访者的问题就有比较清晰的思路了。

我感觉这位研究生的看法还是非常中肯的。我自己也常常向学习认知行为治疗的研究生、有关老师及专业人员推荐此书。当李飞医生说他们在翻译这本书时，我忽然有个念头：我用了这本书这么多年，怎么就没有想到翻译出来让更多人受益呢？！好在现在有年轻人做了这件事，所以我非常高兴。我大致浏览过本书的翻译稿，书稿的翻译整体上是准确流畅的；而且翻译者都是精神科医生，让我感觉我们临床心理学工作者与他们的所思所想真的有很多相通之处！

需要提醒的是，学习此书需要先前学习过心理治疗和咨询的基本知识，也学习过认知行为治疗，有了一定的认知行为治疗基础知识再读此书收获会更大。另外，美国的临床心理学家是可以采用DSM系统对精神障碍进行诊断的，也是可以在非医疗单位对精神障碍进行心理治疗的，这和中国的情况不同，请读者在学习本书时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