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胡特文集：自体的追寻（卷二） - 北京万千新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科胡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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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胡特文集：自体的追寻（卷二）

自体心理学创始人科胡特完整文集中文版首度面世，学术生涯著述汇编，呈现科胡特思想演变过程，精装典藏。

作者：［美］保罗·H.奥恩斯坦（Paul H. Ornstein）主编

译者：杨立华、朱一峰译；王静华审校

定价：126.00

心理咨询与治疗

出版信息
内容简介
推荐
著译者介绍
序言
目录
书摘

出版信息

出版日期：2026年1月

出版社：中国轻工业出版社

ISBN：9787518454181

装帧：精装

页码：344

开本：16开

纸张：胶版纸
内容简介
《科胡特文集——自体的追寻》系统汇编了精神分析学家海因茨·科胡特（Heinz Kohut）毕生的重要著述与文献，涵盖其已发表与未发表的论文、演讲稿、专业评论及书信等内容，较为完整地呈现其精神分析生涯中思想发展的脉络，对于梳理科胡特学说的形成过程、深入把握自体心理学的理论内核以及理解当代精神分析的理论演进，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与研究意义。
全书共四卷，卷一和卷二为其中的第一部分，收录了科胡特1950—1978年的代表性作品，清晰展现了其早期理论建构中的三条思想主线——应用精神分析，精神经济学观点，以及精神分析方法、临床理论和元心理学——如何在不同阶段发展、交汇，最终在关键文本中实现理论闭合，从而推动科胡特对自恋的系统性研究。书中同时收录了本文集主编保罗·H. 奥恩斯坦所撰写的引言，该引言提供纵览科胡特思想图景的宏观视角，引导读者在阅读中辨识与理解科胡特的自体心理学思想之雏形及其演变路径。后续的卷三和卷四作为本文集的第二部分，将聚焦于科胡特学术生涯后期（1978—1981年）的作品。
推荐
★ 自体心理学创始人海因茨·科胡特（Heinz Kohut）完整文集中文版首度面世！
★ 跨越学术生涯全程的思想图景：囊括1950年—1981年的著述，还原科胡特思想的“完整现场”；
★ 在文本中，走近一个多维度的科胡特：精神分析发展历程中的“转向者”，内省-共情式工作方法的先驱，兼具历史视野与科学精神、心系学科未来、兴趣广博的思想家；
★ 筹备打磨近10年的译介工程：徐钧老师领衔，集结精神分析领域资深译者团队严谨翻译校勘，打造可研读、可收藏的经典中文译本。

“这套文集的读者，会比在这些文章最初发表时阅读它们或在原初的背景下听到相关讨论的人有明显优势。拥有了按年代顺序汇编的完整作品集，读者能看出过去难以从孤立的‘片段’中看出的意义和关联。读者也能发现科胡特的思考模式和当前观点的雏形。”
——保罗·奥恩斯坦，《科胡特文集》主编
作译者序
作者简介

海因茨·科胡特（Heinz Kohut）
精神分析学家；出生于奥地利维也纳，早年接受神经学和精神病学训练，1939年移居美国；曾任美国芝加哥大学精神病学副教授及芝加哥精神分析学院精神分析师和资深教师；1964—1965年担任美国精神分析协会主席；在其生命的最后十年中，创立了影响深远的自体心理学，提出了一种全新的精神分析理论与治疗取向；代表作包括《自体的分析》《自体的重建》《精神分析治愈之道》等。

编者简介

保罗·H.奥恩斯坦（Paul H. Ornstein）
医学博士，美国辛辛那提大学医学院精神病学教授，辛辛那提精神分析学院训练与督导分析师。
序言
序言
对于那些对精神分析理论及精神分析治疗感兴趣的精神分析家来说，海因茨·科胡特这四卷文集的再次出版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件。这四卷文集既收录了科胡特在自体心理学理论建构成形前的系列论文，也收录了他为继续拓展自己的开创性思想而写的论文——这些思想分别呈现在《自体的分析》《自体的重建》和《精神分析治愈之道》中。
通过这四卷科胡特文集，读者不仅能够更加深刻地理解上述三本精神分析自体心理学的重要著作，而且将领会科胡特一直秉持的、对改变保持开放的态度——敢于让他的自体心理学始终处于不断的演变和发展中，持续地接受新近出现的、来自临床实践的经验资料的影响。
基于其自我认识与临床经验，科胡特建构了他的“贴近经验（experience-near）”的理论，并且为精神分析提供了一个新的范式。他关于自体的理论源自弗洛伊德的论文“论自恋——一篇导论（On Narcissism: An Introduction）”（Freud，1914）的未竟之处。弗洛伊德在这篇论文中写道：“儿童的原始自恋遇到的障碍，儿童为保护自己而应对这些障碍的反应及其不得不采取的方式——我打算把这些主题搁置一旁，这是一个重要的、有待探索的工作领域。”科胡特的论著正是对这个领域进行了深入的探索。这也激励了科胡特成为这个弗洛伊德留待未来的分析家探索之领域的创新者。
从某种意义上说，此次再版的动机，与我最初汇编科胡特已发表和未发表的论文（1978年出版卷一和卷二，1990年出版卷三和卷四）时的动机是一样的。这些卷册中的所有论文以时间顺序编排，读者因此可以理解这些论文的内涵及其之间的联系。这是阅读单篇论文时无法做到的。但是，这一次我们还有一个新的动机。自从这四卷文集出版发行以来，精神分析已经经历了很多变化。临床报告和理论研究都证明了这样一个事实：在过去几十年里，当代多元化的精神分析已经默默地吸收了科胡特的某些思想。但是，其他一些思想仍存在于许多持续进行的精神分析辩论中，等待更加严谨的探讨。例如，作为一种观察模式以及作为领域界定者的“共情（empathy）”的核心位置，以及自体客体（selfobject）概念在临床意义之外的解释效力，都还没有进入主流精神分析思想，这些值得进一步思考。
这四卷《科胡特文集——自体的追寻》的再次出版，必然能够让年轻一代的精神分析师接触到一种临床理论——它在很大程度上有助于解决当代精神分析面临的治疗性困境。

保罗·H. 奥恩斯坦（Paul H. Ornstein）
写于2011年

（王静华译）
目录
第三十五篇　纷繁世界中的精神分析
第三十六篇　精神分析中作为阻抗及驱动力的自恋
第三十七篇　1969年和平奖祝词
第三十八篇　讨论D. C. 莱文的“自体：论其在理论与技术中的位置”
第三十九篇　美国精神分析协会的科学活动：一项调查
第四十篇　关于自恋及自恋暴怒的思考
第四十一篇　讨论欧内斯特·S. 沃尔夫、约翰·E. 盖多和戴维·M. 特曼的“论有关自体转变的青少年历程”
第四十二篇　精神分析的未来
第四十三篇　学术界的精神分析师
第四十四篇　给作者的信：蒂尔曼·莫泽的《沙发上的学徒岁月》序言
第四十五篇　关于自体形成的一些评论：致学生的一封关于精神分析研究原则的信
第四十六篇　历史上的自体
第四十七篇　浅谈女性性欲
第四十八篇　创造力、魅力与群体心理学：对弗洛伊德的自我分析的思考
第四十九篇　于尔根·冯·沙伊特的《错误的自体表达：成瘾历程研究》序言

信件（1961—1978）
结语分析师自体的追寻
参考文献
摘要
第三十五篇
纷繁世界中的精神分析

本文内容基于1970年10月7日，在德国柏林自由大学（the Free University of Berlin）举行的柏林精神分析学院（卡尔–亚伯拉罕研究所）成立50周年庆典上，我向广大学生、专业人士和非专业人士发表的演讲。
这篇演讲被收录在《精神分析年刊》（The Annual of Psychoanalysis. 1973，1：3-25. New York：Quadrangle）中。
我必须对最初由德语翻译过来的本演讲稿的英文版负责，但我也希望表达我对欧内斯特·S. 沃尔夫（Ernest S. Wolf）博士的感谢。他迅速且熟练地准备了一份英文的翻译稿，而我随后以此为基础进行了修改。
精神分析正面临来自各方的批评：既被指责为享乐主义，又被批评为严苛刻板；既被认为神秘且不科学，又被认为过于理性化；既被视为具有革命性，又被批评为守旧、拘泥于传统；既被认为保守，又被斥为激进。这些指控看起来往往是合理的，因为精神分析从不同方面和不同层面观察人类，揭示了人类激情的各个层次，并对人类活动中各种各样的抑制做了解释——而且在解释的同时，移除了这些抑制。因此，人们总是可以指责精神分析，认为它在声称已经获得的每一项经验性发现以及每一个信奉的理论解释中，忽略了与之辩证对立的心理学发现或解释。如果以这种方式来检验精神分析，那么想要攻击它的人就比较容易达成目的，而辩护者的任务则较为艰巨。指控是简单而具体的；辩护则必须依靠对所有心理学洞察的艰苦研究和缓慢整合，而这些内容都是由精神分析提供的——包括这门科学公认的不完整性及其发展潜力。
分析师总体上并没有因为上述攻击而深感不安。在他们看来，这些攻击常常带有偏见且迂腐卖弄；同时，分析师倾向于以一种哲学的态度对待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他们无法说服所有对精神分析了解不深的批评者，也无法让批评者真正理解精神分析的价值、意义和重要性。诚然，尽管分析师或许可以忽略大量批评（这些批评通常是恶意的，且难以自圆其说），但在当今世界，精神分析的价值这一问题，是许多严肃负责的、来自精神分析行业内和行业外的观察者所认真思考的问题，绝不能被轻描淡写地草率应付。事实上，下述问题的提出完全可以理解：对人的内在生活进行详细而深入的研究，是否依然与我们这个深陷困境的时代有足够的相关性？而且，确实存在许多重要的论据，可以支持对这一问题持否定态度的结论。
我们生活在一个变化巨大的时代。整个社会群体必须根据公共组织的新准则迅速进行重组。如今，每一个个体都突然面临这样的任务：追求新定义的目标和意义，理解新的价值观并将其内化，以及迅速适应新的社会秩序。这样的任务不仅出现在社会改革盛行、新政权建立或政府的基本形态已发生改变的地方，也同样存在于那些整体结构看似保持不变的国家，比如美国。人们只须留意美国在推动种族平等的过程中部分群体的迅速觉醒及由此引发的激进化倾向，或是新移民群体快速“美国化”的现象，它们往往违背了某些国家传统，高举带有非道德主义色彩的爱国旗帜，不耐烦地绕过国家行为中关于公平与正义的辩论；并且，这些态度时常表现为对坚持自身道德信念者的不宽容，甚至是一种排他的狭隘（这种情形明显有悖于美国建国之初所确立的理想）。无论在哪里，如果要有效地融入这个新世界，就必须有新的想法，并制定新的行动计划。无处不在的是那些行将就木的旧日的理想主义者，他们无法在不丧失内核（也就是他们用以维系生命的传统和理想）的情况下适应新环境。
当我们根据现代社会的背景对深度心理学进行评价时，它的表现如何呢？如果我们只满足于对宽泛轮廓的浏览，而不仔细审视其功能的实际和潜在意义，那么至少就这点而言，情况是不太妙的。
深度心理学的研究必须主要在治疗情境的设置中进行。患者在一周内见他的分析师4次、5次，甚至6次，并且在接近1小时的治疗中被鼓励自由地和分析师谈论出现在他脑海里的、看似随机的一切。分析师运用从多年刻苦的职业训练中获得的技能，带着共情的关注去倾听这些看似混乱的内容；并且，在适当的时候，他会与患者分享他可能获得的洞见。这个过程可能持续多年。如果一切顺利——幸运的是，这种顺利的情况变得越来越常见——所有这些巨大的努力，将真正深刻地改变一个人的命运，使其成为一个全新且自己从未想象过的、实现心理整合的个体。这样的人不仅能够与过去达成和解，并赢得自尊，还能够以独立的力量和主动性展望未来。“幸福而安康”，或许可以这么形容。“但是，这一切值得吗？所有这些成百上千小时的工作，只为一个人服务，真的值得吗？在无数人挣扎受苦、数百万人丧生的时期，这样的努力难道不是一种浪费，甚至是一种不道德的奢侈吗？”
我并不想在这里为治疗性分析进行琐碎而具体的辩护。我要强调的是，分析所提供的帮助往往惠及那些极具价值的个体。在统计学上，有一点已经得到了证明——即便没有进行民意调查，每位分析师也能够意识到这一事实，即我们并非像通常所说的那样，仅仅治疗那些有钱有闲的人，而是常常帮助受过教育且富有创造性潜力的个体，将他们的精力从无益的内耗中解放出来，从而使他们得以投入具有社会重要性的任务中。我也可以指出，分析师每消除一名父亲或母亲的深层且根深蒂固的精神困扰，都可能造福于整个家族体系的世世代代——这是对“罪人子孙将受到惩罚”这一类说法的类比和逆转。对于这些推论的真实性，我毫不怀疑。不过，我并不认为仅凭这些论点，就能充分证明深度心理治疗所需的那些耗时而烦琐的努力是合理的。
如果我们想确认这种努力的确是值得的，那么我们必须证明，精神分析的治疗性目标和科学性目标，具有超越单一个体命运和个体心理学知识的意义。换句话说，我们必须表明，精神分析对于促进社会、文化乃至历史层面的健康发展具有重要作用，它所带来的影响不仅局限于少数个体，还可能涉及更广泛的人群、社会的各个层面，甚至全人类的未来。
1940年，即弗洛伊德去世一年后，W. H. 奥登（W. H. Auden，1945，
p. 166）在他创作的诗“忆西格蒙德·弗洛伊德（In Memory of Sigmund Freud）”中或许有过类似的思考。以下是他写下的动人诗句。
于我们而言，他如今不再是一个人，
而是某种整体思潮氛围，
我们在其影响下活出不一样的人生。［1］
诚然，很少有人会怀疑这一点：弗洛伊德的工作对现代人的世界观和行为方式产生了显著影响。尽管如此，奥登展现给我们的这一令人印象深刻的观点，仍面临许多潜在的反对意见。有人可能会说，人类对世界的看法首先发生了变化，而精神分析和弗洛伊德的发现只是这种新的文化态度的结果，而不是其原因。（当然，我们也可以这样看待哥白尼或达尔文的发现。我们要怎么判断这类问题呢？）或者，有人可能会主张，我们不应该高估伟人及其发现和行动的影响。（在这个语境下，人们会想起托尔斯泰的观点：即使是拿破仑这样重要的人物，也并非那些通常被归因于其行动的事件的真正发起者。恰恰相反，他也只是被动地被历史的洪流所裹挟罢了。）的确，诸如“力比多”“无意识”和“俄狄浦斯情结”等术语如今得到了广泛使用；人们通常也愿意承认，个体未曾察觉的想法和感觉可能被“投射”至他人身上，而且我们的各种失误——无论是记忆错误、口误还是手势的失误——都揭示了我们隐藏的意图。而艺术家、诗人和剧作家，过于了解这一切。现代心理戏剧和电影中经常渗透着弗洛伊德的发现与见解，并且很少以一种极其明显、脱离艺术且刻意的方式呈现。这是奥登所说的“整体思潮氛围”吗？“来得快，去得也快！”有人这么认为。有人则想起了时尚的潮起潮落：某日，它们似乎主宰了世界，但次日它们就消失了，好像从不曾来过一样。
可以肯定的是，精神分析思想对西方世界的影响持续了一段时间；它似乎更像是一种持久的文化风格，而不是转瞬即逝的时尚潮流。但是人们倾向于记住古老的说法，即“变化越多，越是一成不变”。每个人都在使用一些精神分析词汇，而且他们可能已经对一些新概念有了粗浅的认识。有些人甚至学会了玩分析性的室内游戏；也就是说，他们给了自己一种无礼的特权，用自认为符合精神分析理论的解释（通常是恶意的）解读熟人的行为和人格。然而，从本质上说，他们并未发生任何改变。
上述评论只是次要的，因为我的意图绝不是声称，精神分析及其见解已经对当代人产生了深刻而真正的影响。我真正希望表达的是这样的愿望：精神分析的影响确实将能够广泛地作用于未来的世世代代；同时，至少同样重要的是，精神分析作为一种重要的文明力量，将积极参与人们为自己在生物和精神层面的生存而奋斗的过程。因此，总的来说，我的演讲目标是道德性的。
不过，我们首先要考虑一个实际的技术性问题：精神分析确实能够影响社会吗？换句话说，暂且搁置“精神分析洞见的更广泛应用是否会带来有益结果”这个更重要但不确定的问题，我们是否能够有效地将精神分析洞见渗透进整个社会中？并且，精神分析是否有可能影响广泛人群的行动？
在这一点上，可能有人会觉得，我的探究导向了不切实际的方向。是否有必要要求一小群心理治疗师的专业活动产生这么大的影响？精神分析师专注于自己的治疗工作，并满足于这些治疗活动所取得的有限成果，难道还不够吗？当一个小型的专业群体变得不安分，开始摆架子，并为“精神分析是否可以且应该影响人类的未来”这一问题而苦恼时，这难道不是一个不安全的信号吗？
是，但又不是。我对那些在无声的约束下，希望将所有注意力都集中在治疗活动的具体问题上，而不因人类正在面临的课题而不眠不休的同事们，表示完全的理解。但我认为，采纳更全面的观点也是有道理的。当然，我知道，夸大我们平凡生活中的小事的重要性，并从广泛的历史视角看待它们，是多么具有诱惑力。但我想肯定的这一点，在我看来是一个具体的、绝不夸张的说法：精神分析作为心理治疗的一种形式和研究性科学的一个分支，有可能成为一个相当重要的文化因素。
在这里，我要指出，历史上一些最具决定性的事件——那些最终对人类的行动和思想产生了深刻影响的事件——在其原初的历史框架内接受评价时，都曾显得微不足道、不值一提。例如，那些可能已经成为宗教故事历史基础的不起眼事件，如果以其微小的起点规模来衡量，似乎（在文化发展、道德塑造，以及在整个西方人类历史中）取得了难以理解的回响。显然，在这里发挥决定性作用的是一套思想的力量，而不是更庞大的军队的力量，（至少在一开始）也不是某种强大的宣传机器的号召力。自哥白尼以来，我们明确地认识到，地球不是宇宙的中心——这一看似简单的认知不仅彻底改变了历代科学家的思维方式，而且对位于科学范畴外的文化和历史领域（例如，在艺术、文学，甚至政治活动领域）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达尔文的物种起源理论的影响，也远远超出了它原来的应用范围。达尔文对生物学领域采用的革命性方法，既催生了一条适用于整个生物学领域的、新的基本排序原则，也带来了一种全新的广阔世界观。达尔文认为生物现象处于发展和变化之中，这种观点将科学的相对主义引入生物学领域，与前人对这些现象所秉持的绝对主义立场（如关于创世的故事所体现的）形成鲜明对比，从而改变了人类的整体观念——从物理学到心理学领域。
不过，我为什么要强调“小小的原因可能导致巨大的影响”这一平凡的真理呢？因为前面的例子可以教会我们的重要一课就是，这些所谓的小开端只是看起来不起眼而已。只要我们还坚持将它们置于某种衡量标准之下，而这些标准并不是那些适合衡量其内在能量规模或潜在影响力的尺度，那么这些小事的伟大之处就永远无法被我们所认识。我们无法把氢弹当作一块石头，通过称氢弹的重量来确定它的力量。
当然在一些领域中，我们愿意尊重相当不起眼的活动。我们不希望尝试识别某种新病毒的研究人员只关注大流行病；我们乐见他们使用试管、培养基和过滤器，在实验室里度过他们的工作日。他们既得到了我们道义上的支持，又得到了财政上的支持。然而，科学家和教师在深度心理学领域的工作却很少得到公众的赞赏，他们很难就自己在咨询室的小范围研究，获得足够的公共援助。我想，这样的一天终将到来——人们会摇头，对我们社会的这种短视表示怀疑。
分析师的注意力集中在小规模的活动上，并对某些表面上的琐事进行心理探究，而这些琐事看似与正在塑造我们这个世界的事件相去甚远。然而，若因这些表象而否定精神分析探究的重要性，就如同说“病毒或原子的微小尺寸否定了病毒学研究或原子研究的重要性”一样，是毫无道理的。
不久前，一名年轻的患者向我报告说，前一天他曾和邻居发生了令人难堪的争吵。邻居是一位老人，拒绝让他临时使用车道。通过对事件进行仔细的心理和逻辑分析，我们确定，通常友好的邻居明显的不友好反应，并不像患者所认为的那样，是单纯针对他的请求，而更多是被他提出请求时的挑衅态度激发的。我回忆起并提醒患者，以前发生过类似的事件。当时，患者因为在一个繁忙的餐厅里感到拥挤，而开始和坐在他旁边的一个男人大吵起来。我能够向患者证明，就像现在一样，他当时的行为也带有不必要的挑衅态度，而这让对方别无选择，只能“以暴制暴”地做出回应。
我不想赘述分析的细节来增加这次演讲的负担。但我必须简要地提一下，这两件事都发生在我启程前不久；当我告诉这位对我产生情感依赖的患者我要休假时，他觉得自己被排斥了；他觉得我根本不为他考虑，并对此感到愤怒；所有这些事件都重演了他童年时极具破坏性的创伤，当时他所挚爱和钦佩的父亲突然离开了家庭，将他抛弃。
我呈报这个临床案例的片段，不是为了对精神分析理论的正确性或其方法的有用性进行宣传；也不是为了表明在分析中，一个人生命里的关键冲突被重新激活，从而为解决这个问题提供了新的机会。我提及这个临时的小插曲是为了说明，在分析情境下获得的某些见解，可能有助于我们了解广泛社会领域的人类行为。我的患者要求使用邻居的车道，并希望餐厅的另一位客人离他远点，并不是不合理的。如果他提出要求的方式有些许转变，双方就有可能保持友好和礼貌，而不会导致事实上发生的这些难堪对峙。那么，当我们理解那些决定国家之间是走向战争还是和平的事件时，这些考虑就不重要了吗？我们真的无法从仔细研究个体内在生活的过程中，获得任何关于大型群体行为的有益启示吗？或者，难道我们就不能沿着这条路径获得让我们以新的方式应对生活的洞见，而不必诉诸武力、恐怖和杀戮吗？这些现实状况（例如，社会不公或国家安全危机）迄今为止一直被视为世界历史上各种冲突的关键原因。
精神分析假定，杀戮倾向深深植根于人类的生理构造中，并源自人类的动物性本能。某种乐观主义声称，只要自身的需求得到满足，人类就能轻易放弃斗争性——如果我们不打算屈服于这种浅薄而具有误导性的乐观主义诱惑，那么无所不在的攻击性冲动就必须被考虑在内。但分析师们也充分意识到，某些外部环境（例如，导致情绪和物质剥夺的情况）会引起人的愤怒，并可能导致攻击性行为。因此，环境对攻击性行为倾向的影响是至关重要的；同时，无论我们是试图了解个体患者的攻击性反应（例如，回应婚姻伴侣的找碴儿和贬低行为），还是社会群体的攻击性反应（针对歧视或虐待），或是在世界政治的舞台上，国家和广大人群的攻击性反应（例如，针对领土和贸易上的不公），我们都要彻底调查与攻击性倾向相关的外部因素。
我很清楚片面性的风险，也充分意识到失去平衡的科学观点有多危险。当我们努力解释的现象由多种因素导致时，这种危险在相关领域尤为突出。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往往会禁不住从完整的起因模式中择取一组因素，并声称它是最重要、最根本的，而其他影响因素则居于次要地位且仅起辅助性作用。
深度心理学家，例如，那些日复一日地观察无意识动机之巨大力量的临床表现的人，自然倾向于将无意识的心理因素视为决定性的、至关重要的——将其作为个体和群体生活中唯一的有效力量。精神分析师必须抵制这种诱惑，不要秉持带有偏见的、片面性的天真态度；他务必不能高估深度心理学洞察的解释力。分析师对无意识力量在人格深处所起作用的洞察，实际上并不能完全解释个体或群体的行为。
当然，在很多情况下，精神分析可以使一个人意识到先前无意识的动机，从而使他更有能力掌控自身行为。尽管理解的提升通常看似细微，但也会在突然之间（且出人意料地）打破某个迄今为止不可撼动的僵局：患者的态度变得更加宽容；他以前的挑衅行为变成了放松的、力量和道德上的坚定；他的攻击性开始为建设性目标服务。对于将这些洞察谨慎地应用于理解历史事件的恰当性，难道还会有疑问吗？我们难道不会期待，更深入地理解深度心理学因素在因果链条中所起的作用，也将让我们对自己的历史命运更具掌控力吗？
“有可能！”或许有人会这么说，“但这些难道不是空洞的猜测吗？”为了说明我的观点，我会将我们对个体患者所做的分析工作，同细菌学家和病毒学家在实验室中的小规模研究进行比较。毕竟，他们的努力为人类带来了深远的福祉。精神分析是否也有类似的成果？的确，个体患者可能会从相关研究中获益——这些研究稳定地扩充了精神分析知识体系的主干，并提升了执业分析师的技术能力。我们或许也可以说，通过坚持不懈地努力研究，我们现在能够对某些心理疾病进行成功的治疗了，而这些心理疾病过去几乎难以治疗，就像在发现胰岛素以前的糖尿病一样。然而，迄今为止，精神分析研究还没有为我们提供与通过生物学研究发现的强大治疗手段相对应的治疗技术；而且，尤其是，它尚未提供任何可以惠及大众的东西——例如，可媲美细菌学或病毒学研究在应对人类大流行病方面的辉煌成就的成果。
我要再次抵御在狭隘的论证中失去自我的诱惑。当然，可以说缓慢积累的心理学知识，正如精神分析治疗实验室工作的结果那般，正在更广泛的普通心理治疗领域变得越来越有用。我在这里特别考虑的是某些形式的心理治疗，它们给自己设定了有限且明确的目标。在这些形式的心理治疗中，患者和治疗师花费的时间明显低于精神分析，但与精神分析一样，治疗工作仍然集中在个人身上。除了向患者提供最粗浅的建议，或者通过某种心理强制手段（“条件反射”）训练患者的正常行为之外，几乎没有任何一种心理治疗形式不深受精神分析不断扩展的科学洞见的影响——无论这种影响是否得到承认。
虽然这些声明无疑是令人印象深刻的，但我必须承认，其他形式的心理治疗采纳并利用精神分析的发现，并不总是带来有利的结果。精神分析所采用的特定治疗程序与其特定的概念框架相关联，并构成了分析情境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因此，在其他治疗设置下运用精神分析技术时，要实现可行的移植并不容易。
例如，某些形式的心理治疗式咨询目前颇受欢迎，其技术主要局限于让患者说出他想到的一切。咨询师的被动态度似乎与精神分析师对预期沉默的态度相似：他倾听患者，并且要么什么也不说，要么几乎仅仅是重复患者刚才所说的话。但是，精神分析师采用这种方法是为了特定目的——倾听是为了理解，并做出解释，从而使患者能够扩展对自己的了解；而对于咨询师来说，自由联想的方法本身似乎已经成为目的。但是，当这种自由联想的使用被吹捧为优于精神分析时，精神分析师不禁会惊讶地摇头了。当然，他理解，在某些情况下，这种方式确实能够快速地带来暂时的改善。例如，我们可以设想这样一位患者：当他还是一个孩子时，他在环境中无法感觉到对他重要的成年人的某种关注，而且从来没有建立起稳固的价值感和被接纳感，因为他被批评得太多了，也接受了太频繁的说教。很明显，对于这样一位患者来说，治疗师全心投入的关注便是一种美好而有益的体验。但是，在无数种心理困扰和人类需求中，这种情况只代表某种特定的问题。这并不罕见，但并非治疗师最常被要求处理的精神病理形式。
诸如此类的治疗益处让我想起了战争初期发生的一件趣事。我有一只很老的闹钟，有一天它坏掉了，彻底停摆。由于那个时候工业都转向军备生产，我买不到新闹钟。然而，没有人愿意为我修理这只老旧、廉价的非电子钟。有一天，我碰巧经过一家小的五金店，店的橱窗上写着一则告示——修理闹钟。店主毫不犹豫地收下了我的闹钟，并告诉我第二天来取。他说，修理价格是两美元。鉴于当时的情况，我觉得价格并不高。第二天我确实拿到了我的闹钟，它能够正常地工作了，于是我高兴地支付了那两美元。不过当然，我很好奇，所以我询问了店主是如何确定自己能够修理这只闹钟，并成功修好的。他坦率地回答说，他不懂有关手表修理的事，更不用说修理闹钟了。但是有一天，他发现了这样一件事：许多老钟表只是因为齿轮上积了太多灰尘和污垢而无法工作，一些清洁和少量的油便可让它们恢复运转。于是他决定尝试修理一些钟表，并将它们的机芯油浴一整夜。如果这个简单的方法奏效了，他就收取商量好的费用。如果不起作用，他就向客户解释说，很遗憾，连他也无法修好这只钟。然后他会把东西还给顾客，当然顾客就不需要付款了。或许没有必要清晰地说明所谓的钟表匠和某些类型的心理治疗从业者之间的相似性。不过，我认为，这位所谓的“钟表匠”相较于上述大部分心理治疗师而言有着更高的成功率，并且更了解自己在做什么；后者从精神分析中借来这样或那样的洞察或技术规则，却在并不理解其中含义的情况下贸然应用。